中国的变革制度一定要以生命为代价吗？

不少人开始把魏则西之死与十三年前的孙志刚之死相提并论，认为这都是通过血的代价换来制度变革的例子。石家庄调查公司一开始也有这样的错觉，但很快我就意识到：早在2000年，相关部门就有意见规定：禁止医院将科室出租或变相出租。然而，这条规定和中国大地上的无数条规定一样，被对应机构置之高阁，医院将科室出租牟利的现象愈演愈烈，魏则西只是冰山一角，还有数不清的人因此被医院的金字招牌所迷惑，被已经外包出去的科室骗尽家财后含恨死去。这从近两天媒体陆续曝光的莆田系医院骗财误诊案例中可见一斑。

一个更让人失望的事实是，这次与魏则西之死有关联的武警二院，归属部队管理，卫计委的规定对其几近无效。

但不管怎么说，在今后几年的一段时间内，医院科室被外包的现象将得到遏制。但几年之后，魏则西这个名字在人们脑海中逐渐淡去之后，未来将如何？仍是个未知数。

做个最乐观的估计，医疗制度经过魏则西事件的冲击，将得到根本性的革新，将逐步向好的方向演进。但是，一次次制度推进却必须要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作为代价，这代价实在是太沉重了。

无论是孙志刚之死换来的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，还是唐慧等人劳教案换来的劳教制度的废除，其代价都伴随着一群人的痛苦与绝望，乃至事后不同程度的打压与报复。最先揭露孙志刚之死的南方都市报，不久后其副主编喻华峰与副总编程益中均以经济犯罪为由被逮捕。

前路依然坎坷，前路依然荆棘密布。

另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是，在这次魏则西事件中，有网友称：网友们把媒体的工作做了，媒体反而把键盘侠的工作做了。

当然，这位网友的说法并不准确。但其言论的立足点，显然是不少媒体不去挖掘魏则西之死背后的深层原因和制度缺陷，反而将火力全部集中在了声讨百度身上。

百度有错，这毋庸置疑。正如央视在电视上做虚假药药品广告，央视肯定逃不了责任。但是将责任完全归咎于百度是不准确的，没有部队医院为牟利将科室外包，没有监管部门的大开绿灯，那莆田系这个产物断然不可能存在。同样的，就算这次莆田系被彻底肃清，如果那个滋生莆田系的土壤依旧茂盛，那么新的莆田系很快就很卷土重来。

网友对媒体的质疑也可以解释，四大门户或多或少的都与百度有利益纠纷，在声讨百度又安全又能狠狠打击对手的情况下，全方位讨伐百度也就不足为奇了。但这也牵扯出一个问题，当媒体开始彻底为商业服务，那媒体的公信力还在吗？

但还是有不少媒体，陆续发布了一系列触及本质的评论与报道，其中财新网更以一篇《百度竞价排名监管真空直指工商不作为》尖锐的指出，百度没有底线的收钱为虚假广告背书，与工商部门的不作为密不可分。

当然，财新能有这么大尺度，与其背后的政治力量密不可分。这也是中国媒体面临的困境：能有多大的报道尺度取决于背后的政治力量和监管官员的开明程度。正如一旦广东宣传官员换了人马，南周就不可避免的走向了落寞。

另一个现象是，这次魏则西报道的引爆点，则从一个名为“有槽”的微信公号开始，其他媒体再陆续跟上。当中，大大小小的自媒体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
从这个角度看，是否标志着传统媒体更为落寞，新媒体开始主导新闻演进流程？可以这么说，但又不能完全这么说，“有槽”公号创始人为资深媒体人、《看天下》主笔陈劲松，那篇引爆舆情的百度报道亦是基于扎实的调查新闻基础。而一些表现抢眼的自媒体如“平说”，亦是资深媒体人的深厚功底。可以这么说，牛逼的还是那帮人，只是他们转移了阵地，从旧媒体转到新媒体了。

另外一个声音也非常值得深思，它来源于资深评论人笑蜀先生，张维迎先生亦有类似的表达。笑蜀指出，一次次公共事件中我们批评监管部门的不作为，不应该是鼓励监管部门扩权，而是限制监管部门的公权，将公权下放为私权到我们每个人手中，正如国外有NGO，有集体诉讼，在国外如果遇到类似的医疗问题，消费者完全可以组团发起诉讼而获得高额赔偿。这在国内只能寄希望于当局的态度。

那么问题就来了，宝贵的公权力会那么轻易的下放给私人吗？这个问题，孙志刚和魏则西生前可能都不会考虑，但他们的死，却换来了人们对人的基本权利，对制度变革的思考，这是一件多么无奈且悲凉的事啊。

正如孙志刚的墓志铭上写着：

“逝者已逝，众恶徒已正法，然天下居庙堂者与处江湖者，当以此为鉴，牢记生命之重，人权之重，民生之重，法治之重，无使天下善良百姓，徒为鱼肉；

人之死，有轻于鸿毛者，亦有重于泰山者，志刚君生前亦有大志，不想竟以生命之代价，换取恶法之终结，其死虽难言为舍生取义，然于国于民于法，均可比重于泰山。”

石家庄调查公司，魏则西的墓志铭没这么沉重，希望魏则西们的墓志铭们，永远不要这么沉重。